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卜宪群

2019年09月10日17:05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理论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艰辛探索基础上,更多史学工作者开始自觉学习研究唯物史观,并以之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大批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学会和刊物陆续创立。例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二所和中国史学会成立,《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文史哲》《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杂志创办。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人才队伍逐步建立起来,新的学术生态开始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和国家对史学研究高度重视,使史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很快走上了制度化道路。高考、研究生招生制度先后恢复;新中国学位制度确立;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历史学各专业学会、各地区史学会成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二、重大学术会议与科研项目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落实了中国历史学的八年规划(1978-1985)。1983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双一流”高校建设,中国史一级学科的设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系列重大项目启动。国际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这一切都有力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的繁荣发展。

三、重大学术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了以“五朵金花”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重大理论问题。出版了多部专集,如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为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通史方面,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是一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文字凝练、结构严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重视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侯外庐主编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巨著。此外还有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等通史著作,以及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岑仲勉《隋唐史》《突厥集史》、谢国桢《南明史略》、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等断代史、专史成果出版。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呈现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各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1)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琳琅满目。范文澜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完成十卷本《中国通史》(后续补两卷至清代灭亡)。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在郭老去世后由尹达主持,七卷本《中国史稿》全部出齐。白寿彝主编十二卷《中国通史》吸收古今史书编纂体裁优长,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五卷本《中国通史》,以100个专题叙述了自人类起源至清朝结束的历史,获得良好社会反响。曹大为、商传等主编《中国大通史》,是最新出版的一套自史前至民国的通史,在编纂理念和编纂方式上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断代史方面如杨宽《战国史》《西周史》,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林剑鸣《秦史稿》《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陈振《宋史》,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吴天墀《西夏史稿》,周良霄、顾菊英《元史》,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顾城《南明史》,王戎生、李洵等编《清代全史》,李治亭主编《清史》等成果,不少都是学科奠基性的。

(2)专门史著作硕果累累,理论方法创新,研究对象向纵深发展。政治史方面,如白钢主编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全面梳理了先秦至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张晋藩总主编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展现了20世纪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水准。刘海年、杨一凡主编十四卷《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及《续编》,是中国法律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

经济史领域出版了胡如雷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撰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以及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协作完成的《中国经济通史》、,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漆侠《宋代经济史》、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社会史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推出了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系列,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思想史研究方法和视角呈多元化趋势。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乾嘉学派研究》等都是代表。

文化史研究蓬勃兴起,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文化通志》、冯天瑜等著《中国文化史》、郑师渠主编《中华文化通史》、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袁行霈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等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论著、刊物的出版,有力促进了文化史学科建设与发展。

民族史方面出版了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等成果。历史地理方面,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史念海《河山集》(2、3集),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都具有重要学科意义。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

(责编:张莉)